“我向来信奉一条金科玉律：小事永远是最重要的。”
――亚瑟・柯南・道尔爵士
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之《身份案》
我们的校医很清楚我的一些小把戏。我并不是不喜欢上学，也不是特别想回家――因为上午9点到下午2点之间也没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。但我就是喜欢往校医那里跑，我喜欢被人送回家。这是我练习演技的好机会，也许顺便还能躲过做那些乘法练习。我们的校医是一个友善、健谈，同时又很热情的人。就算有时她没送我回家，也会让我在办公室里待一会儿。我想，她一定也很喜欢我们来找她玩，就像我们喜欢去找她一样，因为原因是相同的：这是日常琐事之外的一种休息。
老师很快识破了我的计谋，开始限制我往校医那儿跑，但也不是无机可乘。比如说，那些代课老师看到我们痛苦地咳嗽或者湿冷的双手就会同情心泛滥(我刚刚很自然地用了第二招，这也是我很擅长的一招，所以经常用)。在操场上，如果有人提出要求，就会顺利地被送到校医那里去，因为场边的急救员觉得如果不是真的坚持不下去的话，是不会有同学轻易放弃踢足球或者玩躲避球的机会的。我这辈子可能都会讨厌任何一种需要踢呀、接呀的运动――对我来说，我经常需要躲开那些亮红色的球，免得砸到头上。我一点都不擅长这些“运动”，觉得它们无聊至极。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我经常被球砸到。急救员也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。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，呼呼地喘点粗气，也许再假装对自己不能上场表示一点遗憾(“真是的！我真想把这貌似有点危险的球踢到对方的门洞里去！”)，这样我就能名正言顺、大摇大摆地去医务室了。
我一进去，校医就会微笑着拉过一张椅子。大多数时候她会问我哪儿不舒服，但是有时候，她会试着根据我的面部表情或者是神态来猜。
“嗓子疼？”她边说边伸手去拿止咳药。
“是的。”我小声回答，把手迅速从肚子挪到脖子那儿去，“真的很疼。”
接下来的十分钟，我都必须躺在简易的病床上。医务室里一共有三张病床，但我每次都会躺在左边角落里的那一张床上――如果爸爸知道了也许会说，这好像是我“家以外的另一个家”。这张床在一个小小的隔间里，墙壁上贴着光洁的瓷砖，就是在新生宿舍、医院还有其他让人感到不开心的地方经常见到的那种瓷砖。房间的另一头是洗手间，自从有一次看到一个生病的小孩吐在里面的东西之后，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肯踏进一步了。我的小把戏是装得好像要吐，而不是让自己真吐出来。我把洗手间的门关上，免得因为保洁员忘记打扫而不幸被我看到一堆消化了一半的鸡肉饼，然后爬上病床，闭上了眼睛。我一点睡意都没有，一半是因为床上为了保持卫生铺了白纸，一动就作响；另一半是因为我的年纪。十岁的我，睡觉还基本得靠管。叛逆的天性使我在天黑之后还得精神好大一会儿，更别提自觉地乖乖睡觉了。不过，关键是我也不需要睡觉，就这么躺着反而更像生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