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疫情下的助产士：感谢每个宝宝的平安降临
[size=12.0000pt][font]“生20开13。”2022年4月1日一早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（“红房子医院”）助产士陆艺在朋友圈记录下浦西封控前一天的工作量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每天早晨先为当日的产妇核酸采样，交接班后分别进入普通分娩室、隔离分娩室、手术室、负压手术室，这是一名助产士在上海疫情期间的典型日常。疫情封控期间，红房子医院两院区门急诊照常开放。[font]3月30日，当生活在浦西的居民紧张储备物资、为封控做打算时，陆艺已经在院内闭环工作4天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“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是身边的这些产房姐妹们给了我力量～我们互相心疼～转身却又互相鼓励～此时此刻面对家人我的内心只有内疚～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任何帮助～接下来的日子～愿一切能慢慢走上正轨～疫情的拐点能够早日出现～愿所有人平安。”
[size=12.0000pt][font]那天的朋友圈最后，陆艺加上了一个寓意[font]“平安”的红苹果表情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闭环第九天，陆艺再次记录心情：
[size=12.0000pt][font]“你们因久封而待腻了的家～却是很多人想回却不能回的家～在医院封闭的第9天～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～回家的日子却是遥遥无期～我要我们一家人完完整整～平平安安～待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～”
[size=12.0000pt][font]以医院为家的日子里，陆艺同时担着两头的牵挂。[font]4月中旬，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，红房子医院需抽调一批医护前往公卫中心支援。陆艺报了名，然后告知丈夫。丈夫回复她：“支持么我肯定是支持你报名的，但是你要是真的被选去了，你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？”最终陆艺被安排留守医院。即使如此，到今天为止，她也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家人。女儿用稚嫩的童声在视频里给她背起了诗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陆艺的家就在上海。封控时间延长，有人迫切想离家，有人迫切想回家。
[size=12.5000pt][font]二
[size=12.0000pt][font]疫情之前，红房子医院杨浦院区共有[font]46名助产士，一个月约有500-600名产妇在这里分娩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据产房护士长毛丽萍介绍，上海进入封控管理后，家住浦东的建档产妇来院人数有所减少，但一些平时在浦西其他医院进行产检的孕产妇被分流转诊过来，因此，红房子在疫情期间实际接收的产妇数量不降反增。与此同时，院内医护人手减少，就意味着每个人承担着更大的工作量。[font]“大家都勒紧裤腰带，尽量在保证临床安全的情况下，把人员使用最大化。”毛丽萍说。在保证产妇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又要确保防疫标准执行，助产士们面临的情况比以往更为复杂。以前，产妇在统一的产房生产，而现在，助产士需要去不同产房接生。由于隔离产房的产妇没有家属陪护，照顾大人和婴儿的压力同时压到了助产士身上。在隔离产房，助产士们必须全程穿着防护服。“我们助产士上去接生，出产房的时候防护服都能出挤水来，全是汗。”毛丽萍说。助产士的英文“midwife”一词源自古英语，“mid”与“with（和）”同义，“wif”与“woman（女性）”同义，组合起来的midwife，有着“和产妇一起”的陪伴意义。和产妇一起，意味着产妇的产程有多少小时，助产士就要在闷热的防护服里工作多少小时。事实上，发展到现代医学，接生只是一名普通助产士工作内容的局部——除此以外，剖宫产、急诊、抢救、产程观察、指导分娩、产护理巡回等，都是她们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听胎心、观察产程、阴道检查，助产士要高度敏锐地进行胎心监护，识别出哪些正常、哪些异常——对于异常情况，守在第一道关的助产士有时先于医生做出判断。陆艺知道，一个妇产科医院的分娩室不能关闭，助产士一定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“如果我们在医院的这批人都倒了，那么谁来支撑分娩室呢？”4月21日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，目前，上海市各助产医疗机构的门诊、急诊照常开诊，总体运行平稳。
[size=12.5000pt][font]三
[size=12.0000pt][font]非常时期，产妇、胎儿与助产士共同经受考验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为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，红房子产科不再能够满足所有产妇对家属陪护和导乐服务的需求。有一次，急诊接待了一名产妇，听说不允许家属陪伴，这名产妇一下就哭了。[font]“我在医院看了这么久的VIP，住了这么久的特需病房，就是为了生的那一天有我老公可以陪我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？”对此，产妇和助产士们都很遗憾和委屈。其实，陆艺很能理解产妇的心情：“换作是我，我也希望在最无助的时候有家人的陪伴。”疫情期间，助产士不再只是助产士，她们还要接过产妇家属的角色。由于流程更加复杂，原本只需要两个助产士配合的手术现在需要3-4名人手，这样一来，负责其他环节的助产士任务也变得更为繁重。闭环管理期间，在院的助产士按照“做一休一”的节奏工作，后援什么时候可以来接替还是未知数，“上班的人一度非常崩溃，觉得遥遥无期”。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可能给医院带来的风险，不少助产士选择放弃回家的机会。这个春天，一些情绪随着生活状态的突然改变而变得脆弱，在到达某个节点时可能爆发。在采访电话那头，毛丽萍声音有些哽咽。“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很痛苦，这个年龄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四十几岁，我爸妈七十几岁。四十几个助产士，就代表了四十几个家庭。”留给助产士们释放情绪的窗口有限，就像比赛中场休息的读秒一样，发泄一下、哭一场，产妇一来，她们就必须立刻回到应战状态。面对产妇，助产士们连声加油鼓劲：“再来再来再来再来！加油！”声音洪亮且振奋人心。她们一面接收产妇加倍的焦虑，一面还要输出正向的情绪支持。对于助产士群体来说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强度的情绪消耗。密集的快节奏工作之下，陆艺在安静的时候容易破防。“会有点想哭，会很想家，有的时候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寝室，甚至跟家人打电话可能情绪就有点绷不住了。跟朋友之间聊聊天，有时候一下子就会哭出来。”尽管助产士们自认内心足够强大，但也有需要心理支援的时刻。一方面，工会心理小组为她们提供支持，另一方面，产房姐妹的“抱团取暖”见效也快。“产房每一个角色和岗位都非常重要，环环相扣，我们需要默契，需要和医生的配合，保证每一个环节都要以安全为前提。所以产房是大家的产房，没有大家就没有产房。”毛丽萍说。她们互相心疼，互相鼓励，然后继续坚守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每天早晨先为当日的产妇核酸采样，交接班后分别进入普通分娩室、隔离分娩室、手术室、负压手术室，这是一名助产士在上海疫情期间的典型日常。疫情封控期间，红房子医院两院区门急诊照常开放。[font]3月30日，当生活在浦西的居民紧张储备物资、为封控做打算时，陆艺已经在院内闭环工作4天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“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是身边的这些产房姐妹们给了我力量～我们互相心疼～转身却又互相鼓励～此时此刻面对家人我的内心只有内疚～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任何帮助～接下来的日子～愿一切能慢慢走上正轨～疫情的拐点能够早日出现～愿所有人平安。”
[size=12.0000pt][font]那天的朋友圈最后，陆艺加上了一个寓意[font]“平安”的红苹果表情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闭环第九天，陆艺再次记录心情：
[size=12.0000pt][font]“你们因久封而待腻了的家～却是很多人想回却不能回的家～在医院封闭的第9天～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～回家的日子却是遥遥无期～我要我们一家人完完整整～平平安安～待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～”
[size=12.0000pt][font]以医院为家的日子里，陆艺同时担着两头的牵挂。[font]4月中旬，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，红房子医院需抽调一批医护前往公卫中心支援。陆艺报了名，然后告知丈夫。丈夫回复她：“支持么我肯定是支持你报名的，但是你要是真的被选去了，你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？”最终陆艺被安排留守医院。即使如此，到今天为止，她也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家人。女儿用稚嫩的童声在视频里给她背起了诗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陆艺的家就在上海。封控时间延长，有人迫切想离家，有人迫切想回家。
[size=12.5000pt][font]二
[size=12.0000pt][font]疫情之前，红房子医院杨浦院区共有[font]46名助产士，一个月约有500-600名产妇在这里分娩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据产房护士长毛丽萍介绍，上海进入封控管理后，家住浦东的建档产妇来院人数有所减少，但一些平时在浦西其他医院进行产检的孕产妇被分流转诊过来，因此，红房子在疫情期间实际接收的产妇数量不降反增。与此同时，院内医护人手减少，就意味着每个人承担着更大的工作量。[font]“大家都勒紧裤腰带，尽量在保证临床安全的情况下，把人员使用最大化。”毛丽萍说。在保证产妇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又要确保防疫标准执行，助产士们面临的情况比以往更为复杂。以前，产妇在统一的产房生产，而现在，助产士需要去不同产房接生。由于隔离产房的产妇没有家属陪护，照顾大人和婴儿的压力同时压到了助产士身上。在隔离产房，助产士们必须全程穿着防护服。“我们助产士上去接生，出产房的时候防护服都能出挤水来，全是汗。”毛丽萍说。助产士的英文“midwife”一词源自古英语，“mid”与“with（和）”同义，“wif”与“woman（女性）”同义，组合起来的midwife，有着“和产妇一起”的陪伴意义。和产妇一起，意味着产妇的产程有多少小时，助产士就要在闷热的防护服里工作多少小时。事实上，发展到现代医学，接生只是一名普通助产士工作内容的局部——除此以外，剖宫产、急诊、抢救、产程观察、指导分娩、产护理巡回等，都是她们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听胎心、观察产程、阴道检查，助产士要高度敏锐地进行胎心监护，识别出哪些正常、哪些异常——对于异常情况，守在第一道关的助产士有时先于医生做出判断。陆艺知道，一个妇产科医院的分娩室不能关闭，助产士一定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“如果我们在医院的这批人都倒了，那么谁来支撑分娩室呢？”4月21日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，目前，上海市各助产医疗机构的门诊、急诊照常开诊，总体运行平稳。
[size=12.5000pt][font]三
[size=12.0000pt][font]非常时期，产妇、胎儿与助产士共同经受考验。
[size=12.0000pt][font]为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，红房子产科不再能够满足所有产妇对家属陪护和导乐服务的需求。有一次，急诊接待了一名产妇，听说不允许家属陪伴，这名产妇一下就哭了。[font]“我在医院看了这么久的VIP，住了这么久的特需病房，就是为了生的那一天有我老公可以陪我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？”对此，产妇和助产士们都很遗憾和委屈。其实，陆艺很能理解产妇的心情：“换作是我，我也希望在最无助的时候有家人的陪伴。”疫情期间，助产士不再只是助产士，她们还要接过产妇家属的角色。由于流程更加复杂，原本只需要两个助产士配合的手术现在需要3-4名人手，这样一来，负责其他环节的助产士任务也变得更为繁重。闭环管理期间，在院的助产士按照“做一休一”的节奏工作，后援什么时候可以来接替还是未知数，“上班的人一度非常崩溃，觉得遥遥无期”。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可能给医院带来的风险，不少助产士选择放弃回家的机会。这个春天，一些情绪随着生活状态的突然改变而变得脆弱，在到达某个节点时可能爆发。在采访电话那头，毛丽萍声音有些哽咽。“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很痛苦，这个年龄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四十几岁，我爸妈七十几岁。四十几个助产士，就代表了四十几个家庭。”留给助产士们释放情绪的窗口有限，就像比赛中场休息的读秒一样，发泄一下、哭一场，产妇一来，她们就必须立刻回到应战状态。面对产妇，助产士们连声加油鼓劲：“再来再来再来再来！加油！”声音洪亮且振奋人心。她们一面接收产妇加倍的焦虑，一面还要输出正向的情绪支持。对于助产士群体来说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强度的情绪消耗。密集的快节奏工作之下，陆艺在安静的时候容易破防。“会有点想哭，会很想家，有的时候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寝室，甚至跟家人打电话可能情绪就有点绷不住了。跟朋友之间聊聊天，有时候一下子就会哭出来。”尽管助产士们自认内心足够强大，但也有需要心理支援的时刻。一方面，工会心理小组为她们提供支持，另一方面，产房姐妹的“抱团取暖”见效也快。“产房每一个角色和岗位都非常重要，环环相扣，我们需要默契，需要和医生的配合，保证每一个环节都要以安全为前提。所以产房是大家的产房，没有大家就没有产房。”毛丽萍说。她们互相心疼，互相鼓励，然后继续坚守。
来自天津市
